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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美術學院水印工廠手拓印譜那些事兒

        作者:王犁 劉瀟2021-10-08 06:49:57 來源:中國美術報
        浙江美術學院水印工廠手拓印譜那些事兒

        江美術學院水印廠出版的原鈐印譜

        【四方快遞】1977年,浙江美術學院水印廠出版了數種原鈐印譜,計有《黃賓虹常用印集》《潘天壽常用印集》《劉海粟常用印集》《吳昌碩自用印集》等手拓印譜,製作這批印譜的具體經手人是西泠印社肖像印研究室主任張耕源先生。中國美術學院副教授王犁兩次與張耕源對談,回顧那段雖不久遠但已然很少有人知悉的歷史。對此,張耕源説:“我早就感覺到,現在研究歷史的人,對歷史不夠全面的瞭解,難免多點主觀成分,我舉些事實,説明當時做‘手拓印譜’也並不是欺世盜名的,參與和幫助過做手拓印(原石和鋅版)的老前輩有:沙孟海、王個簃、陸維釗、諸樂三、錢君匋、朱復戡、方介堪、劉海粟、來楚生等,這個陣營絕不是烏合之眾,其學術水準絕不是二流之下。我還是想講這一句,研究歷史要把事情放到當時的歷史環境來評價,切忌脱離實際!”

        諸多近現代書畫界舉足輕重的名家和一個特殊時間段,所產生的一批印譜,是一個很特殊的聚焦。張耕源先生生於1938年,對往事的記憶仍然清晰,現在正是對那個時期“手拓印譜”鈎沉研究的合適時機。


        王犁:請張耕源老師聊聊浙江美術學院水印工廠出品的那批手拓印譜,其動機、編輯、製作、發行等方面的情況。

        張耕源: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大環境是“文革”結束,百廢待興,改革開放剛開始,國內伴隨文化解凍的大好契機,書法篆刻熱也正好如火如荼,但學習資料很少,能夠欣賞學習的更少。我們做的印譜填補了空白,因為單位是學院附屬性質,本沒有什麼商業盈利的目的,只是想為學者提供一點資料,也為以後書畫鑑定提供有用的工具書。


        王犁:第一本是做誰的,是怎麼啓動的?

        張耕源:第一本是《黃賓虹常用印譜》,這是試水之作,得到浙江博物館鼎力相助,獲得成功。接着就做《潘天壽常用印集》,剛開始做的時候,想過原章原打,但發現原打印章收集全不大可能。我們到潘老家裏去,潘老的夫人何諳借給了我們20來方。當時是1977年,大部分印章都不在身邊了,“文革”中間流失很多,做成潘天壽一本完整的常用印譜不太可能。我們就精拓潘師母的原印,加上從潘老原畫上截取品相好的印蜕,務求精準,用銅鋅版翻制,基本上能夠展示潘老常用印章的面目。

        原章的那部分正好是我們嚴格對照的標準,我們做出的鋅版跟原章進行對照,應該説基本一致,沒有什麼失真。因為我和另外的同事都是搞篆刻的,我們眼睛看過的應該沒什麼問題。最後版權欄裏面標“手拓”,沒有註明原章或者鋅版的。因為你説“鋅板手拓”國際書店不同意,當然“原章手拓”我們決不能寫,所以我們一直就叫手拓印譜。似嫌含糊,但也不欺騙,這是歷史的尷尬。籤條都是石版印,是學校石版工作室單文彬師傅的功勞,在學校也方便。


        王犁:《黃賓虹常用印集》前言,註明其中黃賓虹自刻印七方,“蒐編的過程中,承浙江省博物館及有關人士提供資料。”這個容庚的題簽和扉頁林散之的題端是誰要到的?

        張耕源:這倒沒有什麼記憶了,當時夏子頤先生是水印工廠的業務靈魂、第一功臣,很多事情依靠夏子頤先生,我是學生晚輩,做一些具體工作。《潘天壽常用印集》扉頁題端是我去陸維釗先生家取的,我經常求教於陸先生,所以關係密切。


        王犁:等於説這批印譜最早的兩本是黃賓虹與潘天壽的。

        張耕源:先做了《黃賓虹常用印集》後,又做了潘天壽的,兩本印譜做好之後,社會上有一定的反響。有一次在西泠印社的集會上,我碰到沙孟海先生,給沙老説,我們想給你做印譜。他説好的,馬上很爽快地同意了。他説,要做我的話呢,還得先做我先生昌碩前輩的。我説,那就更好了。而且他主動説目錄他來編。當時我真是很感動,沙老還説:“我先生的事情我應該做的。” 這句話我記得很清楚,沙老的高風亮節,對晚輩是無形的教育。

        於是,就着手《吳昌碩自用印集》的籌備,沙老拿出自己收藏的一套原打吳昌碩印譜,一函八本,他叫“八本頭”,吳昌碩大部分的印章都有。然後我在學校圖書館,找到一本《苦鐵印存》,這個印譜也很有名,這樣吳昌碩篆刻作品就很完整了。那本《吳昌碩自用印集》基本上就以這兩個為基礎做的,書名採用“自用”,是自刻自用,是作品中精彩之作,沙老對此有精彩的見解,這本書的序言是沙老來寫的。

        他主要的一個觀點是什麼呢?吳昌碩的印大家都知道好,自己常用的印那是好中加好,更加體現了這部印譜的價值。沙老在序言中特別強調,再題個籤,是用章草題的,在沙老的題簽裏也是少有。另外沙老又提議請王個簃先生題耑,就是題扉頁,並親自給王個簃寫信,王個簃同意後,給沙老的回信中又提出一個問題。王個簃的名字叫王賢,字個簃,現在大家只知道王個簃不知道王賢。他作為學生在老師面前一般不稱字號,只能稱名字,那麼名字外面人又不太知道,所以他在這個問題上問沙老怎麼辦。沙老給他的建議是王賢個簃,古人有的,以名帶字。正巧我也暗自這麼想。


        王犁:合理變通,禮儀也顧到。

        張耕源:過了一段時間,稿子拿來了,落款還是寫王個簃。我只能再請示沙老,沙老説這個也無所謂,反正老師也過世那麼多年,大家外面只知道王個簃,也不存在不恭敬的説法,所以扉頁上呈現出來的還是寫了王個簃。一函幾冊印譜的籤條,都是請與吳昌碩有關的人題的。


        王犁:比如説像方介堪先生在温州,朱復戡先生好像在泰安,後來回上海,那個年代交通也沒有現在方便。

        張耕源:我從山東書法界的朋友處找到朱復戡先生的地址,跟他聊了半天,説有這樣的印譜請他題個籤,他説好的。現成籤條紙都帶去,給他多留幾張,過了一段時間他寄過來,我們一看大吃一驚,他寫了兩行,也不是用我這個紙,他自己弄了個黃的毛邊紙,這個事難辦了。後來我們把他那個籤條改動了一下,製版的時候把兩條拉成一條,使得全套四冊形式統一起來。印譜出來送他一套樣書,西泠印社開會的時候碰到,朱老説,你上次這個印譜的事情,我很不高興,我那個籤條寫得很好,沙老都説我寫得好,你把我這個動過了,我一個字都不能動的。我説,因為你是寫了兩行,而且尺寸什麼都不對,不統一,從封面到裏面都不統一了。他還是説不行,一個字都不能動的。怎麼辦呢?我只能説下次我們再版的時候,保持原樣。他説你要記得改,你要不改的話,見你一次罵你一次。老先生脾氣大得很啊,我並不生他氣,現在想起來覺得老先生很可愛,有個性。

        方介堪先生寫的籤條,也是他來杭州新新飯店開會,他也很快就寫了。我跟方介堪並不熟,去飯店請他題,又是夏子頤老師起了作用,他們都是温州人。陸維釗先生、諸樂三先生在學校,本來比較熟悉,經常向他們請教,所以交往多,我上他們家去請他們寫,都是毫無障礙。找的都是與吳昌碩先生有關係的人,吳昌碩的學生、朋友,陸維釗是學校書法專業的帶頭人,他自己給我説他書法的源頭也是吳昌碩。幾個月下來,幾個籤條都有了,沙老又是序又是籤條,還推薦聯絡,所以沙老是出大力的,為自己老師的事費盡心思,不遺餘力,為我們晚輩樹立了榜樣。


        王犁:接着就是沙老的印譜了?

        張耕源:後來兑現,要把沙老的印譜做出來。他的原章大部分都沒有了,自己常用的沒有多少。他拿出自己收藏的一個摺頁,長長的摺頁。他説這是秦康祥給拓的,也是沙老主動提出親自整理編輯的,記得其中一方“大司農”是給日本農業相刻的,印面的印文倒沒什麼,邊款有日本人的名字,要不要用頗為猶豫,沙老問我的看法,我認為只用印面,不用邊款就可以了。可惜編輯印譜停頓了,西湖藝苑這個單位也撤銷了,沙老也很惋惜。這本印譜後來交給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署名為《蘭沙館印式》,底稿應該就是那時候我和他一起搞的那本。


        王犁:沙老的印譜經歷的波折,也是無奈。這本《樂只室藏趙次閒印集》出版的情況呢?

        張耕源:原章原打原拓的印譜有這本《樂只室藏趙次閒印集》,五十有六方印原章原打原拓,在這本印譜裏版權頁明確標明原章原拓的。當時這個收藏家願意以每方100元的價格出讓,總共100方計10000元。

        趙之琛,字次閒,西泠八家後四家之一,印風典雅秀麗、精美整飭,對後世影響極大。這樣的價格在當時也是極好的撿漏的機會,結果領導不願意買,不是拿不出錢,是沒有價值概念。過了幾個月我問上次那批印章怎麼樣?聽説他賣掉了,140元一方,漲了40元。


        王犁:《樂只室藏趙次閒印集》籤條是錢君匋先生寫的?

        張耕源:是的。錢君匋先生號稱吳昌碩、趙之謙、黃牧甫三家收藏的權威,我很想能把他三大收藏原拓做出來。我去拜訪他,把之前做的印譜給他看,他看了之後很滿意,説我也做一個,想做《錢君匋刻魯迅筆名印譜》,最早一批印現存上海博物館,後來又刻第二批。第二批刻的給你們做,原章原拓。可以放在上海做,有好的拓手。你們如果不方便的話呢,也可以拿到杭州去做,一次拿十方,十方做好拿回來再換。考慮想想還是到杭州做比較好,因為那邊要開銷很多費用,我們這裏已培養了幾個人,都拓得很好。錢君匋先生同意後就在杭州做了,整個拓印過程非常順利。

        錢老是書籍裝幀大專家,這方面學問他給我很多指導。框式他親自畫好草稿,尺寸什麼都給標準,十分規範。我們以後的印譜基本都根據他設計的樣版框式來做,美觀大方。

        等到魯迅筆名這個印譜做好之後,我就跟錢君匋先生提出他的三大收藏吳昌碩、趙之謙、黃牧甫,我們想用原章原拓做。他同意了,但與沙老的《蘭沙館印式》一樣,錢君匋藏三家印譜也沒有做成,留下極大的遺憾。


        王犁:後來這批印去桐鄉錢君匋藝術館了吧?

        張耕源:桐鄉有一批精品在,但不是全部。


        王犁:《黃賓虹常用印集》的籤條是容庚題的,容庚先生在廣東,你們怎麼去找他?還有林散之的題耑,《樂只室所藏趙次閒印集》朱孔陽寫的扉頁。

        張耕源:記得是夏子頤老師的關係,夏老師是著名版畫家,《聞一多肖像》是他青年的成名作,又是老革命,所以社會關係比較多,給工作帶來很多的便利。


        王犁:您跟學校的老一輩應該來往較多吧?

        張耕源:陸維釗先生沒有直接給我上過課。後來陽浦建校舍,同住在一個學校裏,一個大房間上下鋪。我們年輕一點的睡上鋪,年紀大的陸維釗先生、陸抑非先生等睡下鋪,回來後自然感情比較親近,便於我常去請教他們。“文革”結束,我開始學書法,臨吳昌碩的石鼓文。對陸維釗先生從心底佩服,他創造的扁篆體很打動我,寫給陸先生看,他看了之後説了一句:“不要學這個。”我説為什麼?他説自己的源頭在吳昌碩那裏,你要學的話從源頭學。我理解其意,不是説不能寫,基礎好一點以後還是可以寫。他是希望我不要跳,一步一步走過來,基礎沒打好,一下子寫這個容易寫壞的。這是老師的肺腑之言、真誠的忠告,我終生銘記。

        這之後,我經常去陸維釗先生家裏。有一次,我自己做了小小的本子給他看。他夏天赤了個膊,半躺在牀上,批閲之後,點評説三分之一還不錯,三分之一修改一下還可以。記得他評齊白石也是這樣,齊白石三分之一是好的,三分之一不行,另外麼馬馬虎虎算尚可。有段時間曾嘗試,用潘天壽先生的行書字體刻邊款。陸維釗先生看後説:“這個你不要弄,這個路走不通的,你以後會知道的。”究竟為什麼,他沒有明説。我曾請他寫《潘天壽常用印集》的扉頁,寫得好極了。給我的印譜寫的扉頁,也真是絕了。兩個扉頁均用蜾扁體寫,結體奇崛,筆力雄強,頗得米芾刷筆的韻致;其佈局奇巧,天衣無縫,堪稱極品,無人能及其右,陸維釗先生是我一生最佩服的老師之一。


        王犁:那個年代,您是年輕印人,有機會接觸到沙老那一代大師級的人物,現在您也屬於老一輩西泠印社社員了。這批籤條張張都好,哪怕朱復戡還生氣,給他拼得這麼好。老先生狷介,有脾氣,也是人的性情,現在看來反而彌足珍貴。往往是有點性格的人,他才在藝術上有膽量和氣度,有些年紀大的人還沒這個勇氣。當時一共出了多少本這樣的印譜?

        張耕源:20來本吧。《劉海粟常用印譜》也是做了幾本有經驗以後,聯繫好去的。附中時候老師劉乙修先生帶着我們班去過劉海粟先生復興路的家,劉海粟先生給我們翻看了一些印象派的法文原版畫冊,蘇派的繪畫我們比較熟悉,劉海粟先生説法國藝術對於我們來説還是比較新鮮。後來我把前幾本給他看後,他也願意做,告訴我圖章在誰手上,每次拿十方去,情況與錢君匋一樣,沒有做成。


        王犁:來楚生先生肖形印《然犀室肖形印存》的情況是怎樣的?

        張耕源:夏子頤老師的朋友汪子豆先生,也是一位有個性的老先生,自己專門做個小盒子,存放印泥、拓包。他經常到來楚生家裏,去了就問來楚生最近刻了什麼啊?來老説刻了這兩方,他就馬上坐下來打開小盒子拿出拓印包拓起來,這樣日積月累收集了很多來楚生的作品。他跟夏子頤老師關係很好,建議我們做一本來楚生的肖形印,原稿由他提供。


        王犁:您説的大概是在什麼時間?是上世紀80年代還是90年代?

        張耕源:好像90年代前後。夏子頤老師調走了,領導換人了,我的興趣也開始轉向書畫創作,對編印譜降温了,慢慢地就停了下來。


        王犁:你們原來主業是水印,怎麼後面弄到印譜上面來,是因為興趣還是別的其他原因?

        張耕源:主要是我的興趣。感覺到社會也有這種需求,同時也給自己創造良好的學習機會,就説服夏子頤老師和相關領導開闢這項業務。夏老師本身也喜歡書畫篆刻,他喜歡古董、古字畫,收藏不少。後來西湖藝苑解體,在版畫系成立紫竹齋,工作室性質,為版畫教學服務。


        (中國美術學院版畫系紫竹齋研究生王安安也對此次訪談有貢獻)

        責任編輯:靜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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